2012年6月2日上午，澳门人威尼斯4399博士工作室第4期学术沙龙在老校区红楼举办。学院书记李亦亮教授、院长杨国才教授、潘锦云博士、彭长生博士、黄先军博士、徐俊杰博士、代吉林博士、张时玲副教授以及部分青年教师参加了此次学术沙龙。

杨国才教授结合自己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平衡区域发展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杨教授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区域间发展差距日益扩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现有研究和政策主要从“产业西移”和“人口东迁”两种思路予以探讨。“产业西移”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以及区域分工理论，提出通过将东部沿海的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来不断提高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也是当前主流观点和主要的政策导向。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人口东迁”观点则认为应该重新思考“区域平衡发展”的真正内涵，“区域平衡发展”不是简单地追求区域间经济总量的平衡，而应该是“生活质量的平衡”，这更符合“人类福祉的改善”。因此，基于中国经济地理特点，“人口东迁”观点指出，应该允许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地区自由迁移，继续推动要素（资本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集聚，发挥集聚效应来提升经济总量，并通过合理的区域间（东西部）利益分享机制使中西部能分享到东部经济发展的成果，由此来改善中西部人民的生活质量，实现一种区域间生活质量的帕累托改进和平衡。

杨教授在肯定“产业西移”和“人口东迁”两种思路合理性的同时，指出二者的不足。杨教授认为，在我国要素流动受限和要素价格扭曲的现状下，“产业西移”带有过多的行政色彩和短期行为，不是一种真正市场化条件下的要素流动，更偏向于计划经济下的资源划拨，只不过采用的方式是政策引导而不是行政命令。在中国现有产业技术条件下，由于东部地区缺乏替代性产业，“产业西移”必然会导致“中西部持续提速、东部集体降速”的现象，从而产生一种基于政策的区域间产业资源移动的不平衡，而没有真正实现要素分布的帕累托优化。“人口东迁”尽管观点创新，但大量的人口聚集东部地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成本也是不容忽视的。虽然日本等国家在此方面具有较为成熟的经验，但人口基数的不同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可能会出现几何式的增长，这可能也有悖于“人类福祉改善”的初衷。因此，“产业西移”是现实主义的，而“人口东迁”则是理想主义的。

就此，杨教授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基于中国现实国情（历史、地理、政策、人口、技术等），应该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走一条“人口转移为主、产业转移为辅”的区域平衡发展道路。

针对杨国才教授的研究，大家各抒己见。李亦亮教授认为，如何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平衡是转轨经济国家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环境复杂、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个问题尤显突出。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不论是“产业西移”还是“人口东迁”，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关键点可能在于政策的一致性与有效执行。因此可以说，区域发展平衡更是一个如何提高政府效率的问题。潘锦云博士指出，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来看，创新才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增长主要依靠要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是一种粗放式的增长并已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现象。“产业西移”和“人口东迁”的思路依然停留在要素投入层面，而没有从创新角度予以思考，这显然还无法真正解决我国区域发展和平衡问题。彭长生博士认为，产业（资本）的移动必然伴随人口（劳动力）的流动，这是一个相生的问题。在利益诱导机制下，从长期来看，“产业西移”必然导致“人口西移”，“产业东迁”必然导致“人口东迁”，因此，所谓的“产业西移”或“人口东迁”概念实际上就是产业如何在区域分布的问题，因而只是一个概念。那么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时，更应该思考的是在东中西部各自应该发展何种产业，而不是简单的“产业西移”或“人口东迁”。代吉林博士从要素质量结构（或技术层次）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从技术层面来看，不论是产业（资本）还是人口（劳动力）都有高低之分，形成产业的技术结构和人口的技能结构。“产业西移”和“人口东迁”观点主要从数量角度来讨论要素流动问题，而没有从结构方面予以思考，这是二者的不足之处。其他老师也结合自身的专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宏大且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主题。通过讨论，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解，当然也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并为下一阶段的研究提供了方向。